民族学考研忽必烈蒙元经营云南的时代背景_大蒙古国_元朝_大理国(民族学考研调剂汇总)

原标题：民族学考研：忽必烈蒙元经营云南的时代背景

忽必烈与云南

方铁

摘要:忽必烈既是元朝的建立者，也是影响元朝一代统治的杰出帝王。他亲自率军平定大理国，并结下深厚的云南情结。为了构筑用兵中南半岛的基地，并大量汲取云南的各类资源，忽必烈先后派第五子忽哥赤和重臣赛典赤经营云南。在忽必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支持下，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取得成功，云南再次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版图，并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。忽必烈治理云南的贡献，还表现在成功地实现管理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，如云南正式成为中央直辖下的一省，并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密切联系;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的开通，为明代建立贵州省准备了条件;创立成效显著的土官制度，由此开创边疆治策多样化的时期，同时启动了对南部边疆的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。

关键词:忽必烈;元朝;云南

忽必烈是元代皇帝中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。《元史》说: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，知人善任，信用儒术，用之以夏变夷，并建立纲纪，“所以为一代之制者，规模宏远矣”［1］(卷17)。忽必烈继蒙哥汗执掌汗印，以后建立元朝，其在位的数十年，是大蒙古国后期及元朝堪称繁荣的时期。忽必烈治理国家有不同于前代的思路，在治理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忽必烈亲自过问下蒙元朝廷对云南的治理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一、蒙元经营云南的时代背景

早在成吉思汗时期，云南特殊的战略地位便引起蒙古汗廷的注意。

成吉思汗向谋士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之策，郭宝玉答:“中原势大，不可忽也。西南诸蕃勇悍可用，宜先取之，藉以图金，必得志焉。”［1］(卷149)窝阔台汗于1235年遣兵进攻荆襄地区与四川，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。以后，蒙古汗廷曾派兵侦察位于南宋后方的大理国的情形。宋宝祐元年 (1253)，蒙哥汗决定出兵平定大理国后，汲取其兵力、物力“斡腹”夹击南宋，乃命其弟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率10万军队远征。忽必烈基本上平定大理国后，留兀良合台处理善后，他本人率一部分军队北归。宪宗九年(1259)，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数千与云南土军万人，攻破广西横山寨，乘胜东进，连破贵州、象州、静江府、辰州与沅州，直抵潭州 (今湖南长沙)城下。得知忽必烈率军渡江至鄂州 (今湖北武昌)，乃率兵与忽必烈大军会合。兀良合台的此次出击，大体上实现了蒙古汗廷“斡腹之举”的设想。［1］(卷121)

云南战略位置之重要与民风之淳朴，给忽必烈留下深刻的印象

。云南被平定后长期“变乱不常”，忽必烈深感忧虑。他认为自己抚恤之心虽切，“而下民之志未安”，因此“非重臣镇服不可”。乃封其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，赐驼钮镀金银印。同时设大理等处行六部与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。［1］(卷6－7)至元四年 (1267)，忽哥赤奉命出镇，忽必烈面谕之:“大理朕手定，深爱其土风，向非历数在躬，将于彼分器焉。汝往，其善抚吏民。”［2］(p1281)十八年，云南土民发动起事并扬言将攻成都，大臣疑其不然，世祖说:“云南朕所经理，未可忽也。”遂召见前往处理的大臣立智理威面授机宜。［1］(卷120)云南为忽必烈亲手平定，他怀有对云南的眷恋之情，尤为看重云南，这一点在元代已为人所知。虞集因此说:世祖皇帝发展大一统，先自边疆地区开始，因此亲定云南并设郡县，遣亲王往镇，使重臣治其事，凡百姓、军旅、赋役、狱讼、缮修、政令诸事，莫不统领，仅不能擅自置官府及属吏而已。［3］

忽哥赤赴滇后四年，发生他被云南都元帅宝合丁、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毒死的事件。其时蒙宋战局如急管繁弦，蒙古军加紧围攻襄阳，进兵嘉定、重庆等地，云南的状况事关后方稳定大局。忽必烈思虑再三，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，并将此重任交给深受宠信的老臣赛典赤。他对赛典赤说:“云南朕尝亲临，比因委任失宜，使远人不安，欲选谨厚者抚治之，无如卿者。”赛典赤受命后访求知云南地理者，画其山川城郭、驿舍军屯、形险远近等进献。世祖大悦，遂任命其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并赏赐大量金宝。［4］［1］(卷125)据后人统计，镇守云南的将官在《元史》有传者有100人，其中蒙古人31人，色目人32人，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。任职云南的官吏在《元史》中有79传之多，占《元史》列传的1/ 7，因此得出结论:“当日元人重视西南，力征经营，可想见矣。”［5］

忽必烈重视云南，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。

在大蒙古国时期，统治者基本上是沿用蒙古民族原有的经验和做法。自入主汉地到元朝建立，忽必烈接受儒士郝经提出“用夏变夷”的建议，在政治制度与实行的政策方面，进行了相应调整。但总体上来看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元统治者，吸收儒家的封建思想仍是有限度的，因此在经营边疆方面，前代统治者的“华夷有别”、“内华夏、外夷狄”等偏见，在元朝帝王的头脑中十分淡漠，这也是忽必烈较少把云南看作边疆，也不把云南少数民族视为“夷狄”的重要原因。

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，自认为对外的扩展受到神的核准与保护，其边界之外的土地，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。这种观念对蒙元历代帝王的影响根深蒂固，忽必烈也未能例外。他们对进行征讨战争、沟通与他国的联系，以及通过交换和贡纳获得远方的食品及珍稀之物深感兴趣。因此，忽必烈数次攻打位于今越南的安南与占城，出兵倾覆位于今缅甸的蒲甘，并控制了中南半岛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出海的通道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忽必烈并不认为云南是元朝的疆界，而是视之为进兵邻邦的基地和扩大与外界联系的门户。同时，也把云南视为汲取赋税和各类物资的重要来源。因此，忽必烈刻意经营云南行省地区，在不少方面还采取内地的统治方式施治，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深入统治，普遍征收赋税和矿课，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，征调土军参加征伐战争等。正如《元史·地理一》所说: “盖岭北、辽阳与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湖广之边，唐所谓羁縻之州，往往在是，今皆赋役之，比于内地。”在蒙元的积极经营下，元代成为云南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。

时代背景的改变，也为忽必烈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官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。或者说在边疆经营方面重视北方、相对忽视南方，是历代中原王朝治边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但元朝的重北轻南治边倾向并不明显，原因是蒙元发端于北部草原，不存在来自北部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漠北以北的区域为四大汗国的势力范围，元朝经营边疆的重点，也必然放在帝国的南部和西部，为在南部边疆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，乃有可能创立和实行土官制度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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